[25]然而，随着吕特案判决[26]等一系列判决的问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基本权利从主观权利扩展至整个法律秩序的客观价值决定，一些学者认为宪法自此已经成为法律的基本秩序（Grundordnung），合宪性审查主体可以使立法者的民主合法性不复存在。
而梁启超呢？早年的梁启超笔下，先用民权，后来他又将民权与人权混用，最后才把人权与民权分离。与之相呼应的是，《人权》月刊的第一篇是胡石青[c]的文章《我们为甚么要主张人权？》，谈了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是人？他认为人有生命、有理智、有情感。
[xxxv] 《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载《新民丛报汇编二集》（封面注有十二之四）癸卯（1903年）刊行。[v]另外，在日本法律性文件中表达天赋人权思想是什么时候呢？据现代著名日本宪法学家佐藤幸治考证，最早表达天赋人权思想的日本法律性文献，是1873年由留学德国的青木周藏依据明治维新三杰木户孝允嘱托执笔写成的《大日本政规》，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最早出现的宪法草案。[c] 胡汝麟（1881-1941），河南通许人，字石青。[lviii]译者把人换译成国民，没有准确地表达人权作为个人的这一层意思。[ix] 参见深田三德：《现代人権论——人権の普遍性と不可譲性》，弘文堂平成11年版，第130、132、137页。
这在中国是一种自然观念，在西方则是一种自然法观念。此后的中国报刊，只偶尔会使用人权一词。其二，试图对人权进行分类。
1919年《教育杂志》发表著名陈正绳的《人权时代之教育》。[xxii] [法]路索：《路索民约论》（全译本），杨廷栋译，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版，第1页。[lix]反而在正式的法律文件中，回避人权词语和概念，比如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采纳了日本明治宪法中臣民的权利的表达，而未使用人权语词，甚至连民权语词也未使用。如果说梁启超和康有为的贡献在于把人权的一般观念转向学术表达，那么陈筑山的贡献在于把人权的学术表达向现代知识转变。
[xx] See Li Chen: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nec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School, Asian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Volume:7, p.195-214.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年中华书局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这就又把人权混同于民权。
1915年起在《大同月报》发表文章，至1916年翻译《英国诉讼法纲要》为止，[lxxxv]直到1928年又以濯葊王官寿署名发表《本省赋税问题讲稿》。徒以概括规定欺吾国民也。[v]另外，在日本法律性文件中表达天赋人权思想是什么时候呢？据现代著名日本宪法学家佐藤幸治考证，最早表达天赋人权思想的日本法律性文献，是1873年由留学德国的青木周藏依据明治维新三杰木户孝允嘱托执笔写成的《大日本政规》，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最早出现的宪法草案。梁启超1898年的《论湖南应办之事》指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欲兴民权，宜先伸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
人权体系整理得如此有独到的逻辑性，其表达之凝练精到而又自成体系，堪称中国早期人权研究的重要标杆。时人对此有争议，《经世报》有反驳参用民权的文章，[xxiv]同样在《时务报》上有文章唱反调认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否认人权就是否认做人的权利，没有人权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lxxiv] 龚育之等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810页。
专论民权的正式文章大约初见于1896年汪康年发表于自任总经理的《时务报》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xxiii]汪氏把民权与君权相对应，认为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lxxxvii] 参见《云南省议会为北庭逮捕学生摧残人权请一致声讨电》，载《众议院公报》1919年第10期，第70页。
参见栾殿武：《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载《东北亚外语研究》2020年第1期，第71页。最后，夫人权时代，必人人明了进化的人生观。
[xxviii] 康有为自称于1884年开始写作《大同书》。[cxix] 参见胡适：《人权与约法》，载《新月》1929年第2卷第2期，第1-7页。参见《人权法草案提出》，载《上海党声》1929年第45期，第2版。[英]鲁滨孙：《英国诉讼法纲要》，江苏王濯葊译，载《大同月报》1916年第2卷第11期，第57-64页。康有为1902年在《大同书》大量使用人权。本文考证了汉语人权进入中国最初三十年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从舶来词汇的误解泛用转向一般观念的普及，遭遇严冬，再到人权概念及其思想的初春。
[xxxvii]在把握了人权的个人主体之后，才有了他个人、国家与世界的高瞻远瞩的新境界。[xcv] 1925年著名的五卅运动，从5月30日持续到9月8月。
[xcvii] 参见《人权》月刊1925年第1期（创刊号）。外生活的逼迫，由于我们对于现社会流行的一切实际上的制度，感受了苦痛，欲从人类共通的利害上求一种公平的新原则，作建设的基础。
1903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汇编二集》刊有两篇以梁氏笔名中国之新民所署的长文，其一是《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其二是《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这是国内第一次用卢梭译其名字的文章。[lxxix]在陈独秀那里，与科学相对应的人权，后来被民主取代了。
文章引用《临时约法》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谴责书信检查的政府行为。民国成立后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对袁世凯乱政，不遗余力加以抨击，革命意识强烈。其二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无性别无财产的限制。康有为在翻译介绍日本书目时用过人权一词，略早于梁启超。
[lxviii] 江苏省行政公署批第一千四百十四号：原具呈人江宁公民朱善之：内务司案呈据呈法院不按法律武断乡曲恳请保护人权等情……，载《江苏省公报》1913年第147期，第21页。[lxxix]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载《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4期，第23页。
参见《人权保障宣言》，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5日，第4版。[lxvii] 新闻选译：法律界纪闻：司法部蹂躏人权之反动，载《大同报》（上海）1913年第19卷第4期，第54页。
可见当时人们对人权的理解是片面的、有历史局限的。人权是基于道德观念的。
但我们从清末修律时期，就可以看到沈家本提倡废除重法（酷刑）、禁止刑讯、消减死罪条目、改革行刑旧制、删除奴婢律例以及主张男女平等，说明他已经有了朴素的人权意识。1919年在开封被捕入狱囚禁16个月，后历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华北大学等校校长。但它多属反抗强权的语境下以抗争的姿态出现。与之相呼应的是，《人权》月刊的第一篇是胡石青[c]的文章《我们为甚么要主张人权？》，谈了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是人？他认为人有生命、有理智、有情感。
从反清运动到辛亥革命中，人权一词再次被民权所替代，富有革命号召力的孙中山就是以民权为旗帜，以民权相号召。[cii] 刘志强曾向笔者介绍，他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考，见到《人权》月刊的前三期，并复印了陈筑山在此刊先后发表的《人权的宇宙观》《人权的人生观》《人权的社会观》，分别为1925年第1-3期。
比如1912年谈论妇女权利时用女子人权。据王人博的考证，认为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民权概念的使用，视使用人、使用时机与场合、使用目的的不同，民权的词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16年第2卷第9期，发表一篇《宪法上规定人权之立法例》，[lxxxii]此文发表于袁世凯死后的9月15日。凡事过当，流弊便不可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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